博文随笔

李颉人:温和的“中国左拉”

发布者:ww
时间:2020-10-19 10:52

高2021届 冯明昆

李颉人被誉为“中国的左拉”,盖因其不仅采取了法国大河小说的写作模式,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细腻描摹,大量展示琐碎的生活细节,对事物、生活片段外在逼真再现的追求,从而给读者留下相当长的一段时代的社会的完整再现的印象。尤其是李颉人笔下的代表性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天魔舞》在时间跨度上从义和团延续到抗战时代,着力描述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更容易令读者将这些作品与左拉的包含20本小说的《卢贡-玛卡家族》系列作品联系起来。这么一看,李颉人愈发与左拉对等起来。

李颉人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正如李颉人和左拉不同,李颉人所处的中国和左拉所处的法国不同,李颉人笔下的成都和左拉笔下的巴黎不同,李颉人与左拉的作品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虽然都属于大河小说,但是需要看到,左拉作为自然学派的创始人与领袖,其作品的目标是要“以科学的哲学观点去全面解释人生,从纯物质的角度去看待人的行为与表现,是要把科学的精确性引到小说中去”。因此,左拉的文学价值核心就是不断追求完整的真实感——真实地感受社会瞬间的一切,通过社会瞬间间接地展示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并通过难以计数的社会瞬间的叠加,真实地表现一个或数个社会时代的一切。这就使左拉总是产生一种创作结构,即设计一个特定的职业环境,尽可能完整地展示该职业环境的背景、运作原理、该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人物心理和生理。例如:《娜娜》的主题是妓女,《萌芽》的主题是矿区,《金钱》的主题是金融,虽然每部作品的主题职业最终构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涉及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这点来看,左拉是具备着科学精神的,因为科学实验即是通过对某个特定样本的全面分析,进而观察不同的样本,从而推导出某个结论。这也难怪他将其小说体裁称之为“实验小说”。

与之对应的,李颉人的小说的主题并不很受职业环境的限定,而是往往以地域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演进为主题。《死水微澜》是以天回镇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变化为主题,《暴风雨前》是以成都在保路运动前的变化为主题,《大波》直接描述成都在保路运动中的变化,《天魔舞》则是描述成都在抗战内迁中的变化。在这些小说中,人物职业并没有针对时代而必须的特别的界定,涉及的社会阶层也是从最低端到最高层,李颉人更多的精力是在展示一个小镇(天回镇)、一座城市(成都)、一个地域(四川)所有人在某个历史特定时刻中的变化。

作品集

作品集

作品集

可以这样做一个比方,左拉是在显微镜下观察某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同时随时记录下该群落的各种行为,而李颉人则是选取某个历史时刻,从天空俯瞰该时刻下一个地域中每个人的行为。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大约有二:

一、中国和法国因历史时代不对等而造成的社会多元化程度不同。在左拉的时代啊,法国已走入工业化和金融化时代,城乡差距日益缩小,工业化生产和资本的流通是社会的主要基调,社会分工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因此职业的分工决定了不同的生活状态。此外,每种职业(例如矿产业)需要大量的专业储备知识,精细化程度很高,这就决定了背景信息所占的篇幅必然较古典小说为多。如果要完整地反映社会现状,使用地域的切分肯定不如职业的切分来得更加直接,因此,将一个地域内(例如巴黎)具备的众多职业而带来的不同的生活同时呈现于一本小说之内,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李颉人笔下的中国,则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社会矛盾虽然啊空前激烈,社会阶层的划分则显得相对单纯。在《死水微澜》中,作为小镇的天回镇,涉及的传统社会分工仅有农民(邓大爷)、乡绅或地主(顾天成)、小商人(蔡兴顺)、城镇流氓无产者(四川特有的“袍哥”),加上延伸出的妓女(刘三金)、新渗透进入中国的“教民”(曾师母)和隐形的国家机构,共计7种,而这些职业,除了“教民”这个“新”概念外,本身都是不需要太多专业背景信息,因此是一本小说完全能够容纳下的。而直到解放前,成都、甚而整个中国内地也尚未形成工业化、金融化,自然不可能诞生具有决定影响的精细社会化分工,由此也李颉人无需将每部作品都“锁定”到某种特定职业中。很有趣的是,描写沿海城市社会变化的茅盾,其作品《子夜》则以一个特定职业(丝厂)的兴衰作为切入点,涉及的内容相较李颉人而言也更加“现代化”一些,但是对社会的全面反映情况却弱了一些。这是因为沿海城市在解放前已具备了较强的工业基础,成为与中国内地(包括农村地区)有着不同社会基础的地域,因此企图在一部小说内将所有社会职业从业者的生活一一呈现给读者的想法多少不切实际,故而茅盾明智地选择了中国“准现代”工业的一个典型作为《子夜》的主题线索。

二、东西方的小说风格问题。在讲求科学主义的西方,任何一个体系,每个元素总是较为明确地为体系核心所服务的,框架的搭建是动笔之前首要衡量的事情。因此,左拉的小说像是一部微观的专题纪录片,该纪录片是由专题相关的无数个瞬间所叠拼起来的,虽然看着纷繁复杂,却总是以极精微的方式明确指向小说的主题,主题犹如城堡顶端的尖塔,读者仰望之即可得。然而中国传统小说的风格,则是在兼容并包中企图一览人生百态,每个事件本身是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的,在通篇汇总时,通过适当地剪辑穿插,用一种若有若无的关系连接而成。因此,李颉人的小说像是企图展示成为一部历史纪录片,专题纷沓而至,相对松散而又相互关联,总的情况又遵从时间发展的线索(空间则天马行空地设置),通过每个小专题的细节描摹,合成为一部宏大的社会整体反映,主题犹如传统中国城市的建筑群,通过一个又一个相似而又绝不相同(包括建筑风格和建筑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娜娜》、《小酒店》、《穆雷教士的过错》等小说的每个场景设置几乎都和主人公职业相关,而《大波》则悠哉游哉地从成都城的某处豪宅走近一家茶馆,随后好整以暇地、细细地描摹某个社会底层的苦力的生活状态。到了《天魔舞》的时候,更是信笔由之,从躲空难的乡间,大大方方地就进入了都市生活中的“归兮山庄”,随后连主人翁也随着事件的铺陈推展,不断变换,几乎排除掉了固定主题的干扰。

李颉人和左拉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作品的结构。总的来说,左拉的作品显得紧凑绵密,首尾贯穿,而李颉人的作品则显得略为散漫随意。各种原因,大约在于二人的创作历程的不同。左拉作为职业而高产的作家,每部作品的完成,总是集中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这固然能保证作品的前后连贯性较强,但同时也可能暗示主题拓展的空间余地不大。作为弥补性措施,就是多部专题作品的叠加,由此构建起左拉的社会体系。李颉人相对而言,社会身份较为复杂,一直处于“出世”(小说创作)和“入世”(投身民族工业)之间,创作过程时时因办实业之需要或社会动荡而中断,创作时间在不断拉长,而此时中国经历了种种变化(从四川军阀混战而至国民党进川,而至抗战爆发,而至解放战争,而至新中国成立),进一步促使作者随时在更换创作的思考角度。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的作品的连贯性,甚而破坏了他的作品的完整性——事实上,他的最主要的作品《大波》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之中,到最后也没有完全写完,另一部小说《天魔舞》则在中断后一直以半成品的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但在另一个方面,则确立了上述的李颉人小说的独特风格,即如中国传统园林一般,每一个细节描摹如一庭一院中的小景,均极尽构思精致之能事,整个园林则一直可以处于修建的过程中,且随时可以根据主题变化的需要,拆除一景重修也可,修补增饰亦美,而庭院本身却不受影响。

最后,是贯穿二人作品中的作家的在作品中人文情怀的主动透露程度的不同。左拉作品风格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给了他启示,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激发了他的灵感,在原来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科学必须的实验性、分析性的成分,对他作品的最终发展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提出:“构成实验小说的几个方面是,掌握人体现象的机理,依照生理学向我们说明的那样,展示在遗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的关系;然后表现生活在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环境,他自身在其中也不断发生变化。这样,我们依靠生理学,从生理学家手里把孤立的人拿过来,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地解决人在社会中如何行动的问题。”这就是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境界,他在《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中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左拉像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力图挖掘社会的真相,给人们提供一幅真实可感的生活画卷,哪怕是可鄙的、悲惨的画卷。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左拉在其作品中衍生主观情绪。因此,左拉更像是医院中一位X光摄影师,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仅为拍摄准确的、尤其是能够反映病人疾病位置的X光片,并给予精确的病理描述,至于治病救人,则基本不在其管辖范围(并非不在其考虑范围)。对此,李颉人因为赴法留学其间,正经历着自然主义文学走向衰落、乃至崩坏的阶段,乃深有体味。他在其文艺评论《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中提出:“左拉学派的长处,就是能利用实验科学的方法,不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的揭示出来。……但是末流所及就未免太枯燥太冷酷,太不引人的同情了。所以左拉学派一衰之时,不但社会心理对之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感情,就是他旗下的一般门弟子,也都恍然大悟,知道专是实质描写的毛病,实在有改良的地方。”因此,“自然主义的目的固然像巴尔扎克所说,是‘人的教育者’,即极力想把人间的事情和肯定的影响,一一呈诸吾人,以做为恶的龟鉴,使读其书的人迁而为善罢了。然而究竟以它描写过于逼真,使人无躲闪余地,故其结果,不是使人忿走极端,以为假面既揭,更无所用其顾及;便是使人颇生悲戚,视现实如“五浊世界”,而消灭其同情心。……左拉学派的冷酷、粗疏,就因此反证而自然一落不可复振。”所以,李颉人下结论道:“自然主义成熟的很猛,所以它的衰落也较它一般前辈来得快。”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李颉人并非全然抛弃自然主义的信念。他对当时法国兴起的反自然主义潮流,保持着自身的冷静:“自然学派既崩颓了,左拉学派既被反对者抨击得体无完肤,宗教兴会又重生了,于是许多走极端的文人,趁着“道德恐慌”的潮流,便连科学也不信任了。……左拉学派虽倒,而自然主义的精神:‘真实的观察’却不曾消灭。自然主义的反对者和叛徒,如保罗·补尔惹、保罗·马尔格利特等,大抵多保存得有这种精神,彼等不免走近宗教,不过是向道德方面,进而求善,以救自然主义的偏弊而已。”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崩坏,根本正在于展示社会的脓疮,让读者目瞪口呆之后,却未曾给出自己的——哪怕是空想的——解决之道,从而使读者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助,进而对小说本身产生厌恶之感。因此可以说,左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失败,正是在于其作品可以“泯灭”了人性,只留下一份精确的记录,是一种罔顾读者感受、蔑视读者心理的必然结果。由此,李颉人给出了自己的药方:“英国方面有吉波林,俄国方面为高尔基,其间最为法人所最倾倒的还有一位波兰的显克微兹。……这般外国文人,虽也是写实派中人物,可是,他们都能把个人的心灵寄予在所著的书中,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靡不表露其浓郁的爱情,怜悯的心理;即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描写,也多半是心理的、诗情的、慈悲的。他们对社会的机轮上,从心理的现象上,看出人类很难有十分纯洁的人,都一样的微贱,一样的卑鄙,对于芸芸众生,咸具有一种热烈的同情。”统而言之,在李颉人的创作观中,实验般的写实固然比比皆是,但是总是“点到为止”,不至于“露骨”到读者掩卷太息,而其中李氏独特的对生活的热爱也时时透露其中。例如在《天魔舞》中,有这一段描述:“竹根滩有几里长的一条正街,是犍为、乐山两地盐的出口,是各盐灶必需的煤的进口,是财富区域,可也与其他码头一样,靠船的码头还一直保存着原始时代的面目,极简陋的房子,极巍峨的河岸,还照例的垃圾遍地,肥猪、癞狗与人争道,却也照例的在码头内面才是整齐的马路,才是整齐的商店,也才有上等茶馆,上等饭馆。”这一段反映社会丑陋现实的文字,在左拉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其在《娜娜》中对娜娜的描述:“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他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但是下面紧承的一段描述文字,其诗情画意,则鲜见于左拉的作品:“令陈登云惊奇的,尤其是一条长街走完,来到运河边上,一望对面的五通桥,简直是一幅幽美图画。一条相当宽的运河,随着山势曲曲折折流出,两面的山不高,有些有树,有些没树,倒不甚出奇。而最勾人眼睛的,便是那两道河岸的大黄桷树,每一株都那么大,每一株都浓荫如幄,人家,盐灶,甚至盐井,都隐隐约约的被枝叶掩映着。”这一段文字,并未如“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的粉饰雕琢,但是一幅川西风情,跃然纸上,这般“闲情雅致”,是忙于在显微镜下观察人生病理的左拉所不及有的,也可能是“实在无法长期忍受与周围那些‘愚笨的海关职员’为伍的痛苦”的左拉所不屑于感受的。大概正因如此,左拉的小说,因其冷峻地揭露社会现实而屡遭“有伤风化”之罪名,而同样“写实”的李颉人,则一直保持着含蓄和温和的人文情怀,对美好总是情不自禁地充满向往。


作者名片

乐山外国语学校高中英语高级教师 冯明昆

冯明昆,乐山外国语学校高中英语高级教师,乐山市优秀教师,乐山市骨干教师,乐山市高中学科研究与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专业领域:英语语言学,词汇学,英美文学,比较语言学(汉英),比较文学(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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